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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谥号
“谥号” 是古人死后,他人根据其生平功过议定的称号,是对死者的 “盖棺定论”。它既包含对功绩的褒奖,也包含对过失的批判,是传统社会 “历史评价” 的重要载体。
(一)谥号的起源与发展
谥号的起源可追溯至西周。到了秦代,秦始皇认为 “谥号” 是 “子议父、臣议君”,下令取消谥号,故秦代(秦始皇、秦二世)无谥。汉代以后:汉代恢复谥号制度,明确 “谥号由臣下议定,死后追尊”,且制度逐渐完善。东汉时,皇后开始有谥;唐代时,公主可有谥;宋代时,“三品赐谥” 成为惯例;清代时,一般只有一品大员可赐谥。
谥号制度的核心演变,是从 “随意性” 走向 “规范性”。先秦时期的 “生前定谥” 逐渐被 “死后议定” 取代,且议定过程由大臣主持,需结合死者生平,体现 “客观评价” 的原则。由于评定常受政治影响,很多谥号实际上是偏向美化了。
(二)得谥范围与类型
谥号的授予渠道,可分为 “官方赐谥” 与 “民间私谥” 两类:
1. 官方赐谥
官方赐谥的对象主要是统治阶级成员,具体包括以下三类:
一类是帝王、亲王、太子、皇后。帝王的谥号由礼官议定,报新帝批准;皇后、亲王、太子的谥号参照帝王,略低一等。
另外一类是高级官员。唐代规定 “三品以上官员可赐谥”,宋代沿用,清代改为 “一品大员赐谥”。官员得谥需满足 “政绩显著” 或 “德行高尚”,如范仲淹谥 “文正”,曾国藩谥 “文正”。
还有一些是特殊情况,如偶尔为僧道赐谥或者死后追谥。
2. 民间私谥
“私谥” 是无官爵或官爵不高的文士死后,由故友、学生议定的谥号,无需朝廷批准,是民间对 “贤者” 的认可。
最早案例是春秋时鲁国柳下惠(展禽),死后门人谥 “惠”,是最早的私谥。
著名案例有晋代陶渊明谥 “靖节征士”,“靖” 为安静,“节” 为气节,体现其归隐之志。
私谥的核心是 “以道统评价取代政统评价”。即便无官方身份,只要德行、学识得到民间认可,仍可获得谥号,体现了传统社会 “士阶层” 的自主评价体系。
(三)谥法
“谥法” 是规定 “某字为何种谥号” 的准则。它是议定谥号的依据,历代不断修订完善,核心文献有两部:
1. 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
《逸周书》中有《谥法解》一篇,列出近两百个谥号的含义,如 “经纬天地曰文”“刚强直理曰武”“暴慢无礼曰厉”“逆天虐民曰炀”。传统认为《谥法解》成于周初,但经学者考证,实为汉代人伪托,是对先秦至汉代谥法的总结。
2. 苏洵《谥法》
北宋苏洵奉诏编定《谥法》四卷,共列谥号 168 个,“斟酌损益,审定字义,皆确有根据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)。该书在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基础上修订,义例严整,被后世礼家尊崇,郑樵《通志·谥略》即以此书为基础增补。
此外,唐代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所附《谥法解》(整理自《逸周书》),因《史记》广为流传,成为后世学习谥法的常用文献;清代《四库全书》收录多种谥法著作,进一步规范了谥号的使用。
谥法的核心是 “善恶分明”。美谥对应善行,恶谥对应恶行,如 “文”“武”“忠”“襄” 为美谥,“厉”“炀”“缪” 为恶谥,体现 “劝善戒恶” 的价值导向。
(四)谥号的分类
根据谥号的评价倾向,可将其分为 “美谥”“恶谥” 两类,其中美谥中又有 “特谥”(极为尊贵的美谥),体现评价的层级差异。
1. 美谥
美谥是谥号的主流,占绝大多数,用于表彰死者的功绩、德行或学识,常见美谥及其含义如下:
文:道德博闻、修治班制、勤学好问,如周文王、汉文帝、欧阳修(谥 “文忠”)、朱熹(谥 “文”)。
武:刚强直理、威强敌德、克定祸乱,如周武王、汉武帝、岳飞(谥 “武穆”,后改 “忠武”)、郭子仪(谥 “忠武”)。
忠:危身奉上、虑国忘家、推贤尽诚,如诸葛亮(谥 “忠武”)、于谦(谥 “忠肃”)、林则徐(谥 “文忠”)。
襄:辟地有德、甲胄有劳、因事有功,如曾国藩(谥 “文正”,其弟曾国荃谥 “忠襄”)、左宗棠(谥 “文襄”)。
2. 恶谥
恶谥数量极少,用于批判死者的过失,常见恶谥及其含义如下:
厉:暴慢无礼、愎狠遂过,如周厉王(倒行逆施,引发国人暴动)、唐代于頔(骄蹇不法,初谥 “厉”,后改 “思”)。
炀:逆天虐民、去礼远正、好内怠政,如隋炀帝(荒淫暴虐,亡国之君)、陈后主陈叔宝(荒淫误国,谥 “炀”)、金代完颜亮(残暴好杀,谥 “炀”)。
缪:名与实爽(名不副实),如秦缪公(杀三良殉葬,罪百里奚,故谥 “缪”)、秦桧(初谥 “忠献”,后改 “缪丑”,“丑” 为 “怙威肆行”,双重恶谥)。
恶谥的授予极为谨慎,因涉及对死者及其家族的否定,往往引发争议。如唐代于頔谥 “厉”,其子于季友上诉,朝廷争论后改谥 “思”(“追悔前过曰思”);北宋陈执中初谥 “荣灵”(“不勤成名曰灵”,恶谥),后改谥 “恭”(“不懈于位曰恭”,美谥)。
3. 特谥
美谥中,有少数谥号因 “含义崇高”,被视为 “特谥”,需帝王特批,不可随意授予:
文正:“文” 为道德博闻,“正” 为心无偏曲、守道不移,是古代文臣的最高谥号。宋代司马光、范仲淹、王曾获此谥;清代仅曾国藩、李鸿章(追谥)等八人获此谥。宋人费衮《梁溪漫志》称:“谥之美者,极于'文正’”,可见其尊贵。
忠武:“忠” 为尽忠,“武” 为武功,是古代武臣的最高谥号。诸葛亮谥 “忠武”,后世如郭子仪、岳飞、常遇春、李续宾等获此谥,《旧典备征》统计古今得 “忠武” 谥者约 50 人。
文襄:“文” 为文治,“襄” 为武功,用于表彰 “文武双全” 的大臣,清代左宗棠、张之洞获此谥,难度仅次于 “文正”。
特谥的授予,体现了朝廷对死者 “德业兼备” 的最高认可,是古代官员的终极荣誉。
结语和思考
理解古人的称谓,不仅是读懂古籍的 “钥匙”,更是把握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 “窗口”。“姓氏” 体现血缘与门第,“称谓” 体现社交与等级,“谥号” 体现历史评价与价值导向。这些看似繁琐的称谓规则,实则是传统 “礼治” 社会的微观体现,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现代人非常有必要去接触和了解那些遥远的古老事物,这源于以下两点原因。
(一)文化传承的要求
曾经有一段时间,人们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汉字,恨不得除之而后快。然而,如果丢弃了汉字,过去的文学作品,历史记录也将无法理解,也意味着我们丢失了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宝库。
我们的邻国韩国和越南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在经历了近代的文字改革后,他们的文字拼音化,失去了汉字表意的优势。而他们的史书都是用汉字写的,接受新式文字教育的年轻人根本读不懂,不知道这个国家的真正历史是什么样的。他们只能听信现代媒体和官方宣传的描绘,完全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之中。
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,文脉从未中断。今天的中国人更要有这样的觉悟和自信去继承传统文化,从时空的片段切入,从微末之处做起,比如本书的主题——古人的称谓。如此,尽管历经千年,古人的思想和面貌仍可以鲜活地展示在我们心中。
(二)现实科技的挑战
现代科技的发展,让很多人习惯于阅读社交媒体和参考电子文献。这确实很方便,但离开了纸质的媒体,也有潜在的风险。因为大家逐渐相信了电子化的信息,而这些信息是很容易被控制和改变的。
网络上的图文、视频传播得再迅速,再广泛,被限制和抹除起来也远比秦始皇当年来得方便。加上人工智能的快速渗透,人们更多地从各种AI中获得答案,却容易忽视这种技术本身的不可控性,可以自主生成错误的内容。可能有一天,AI篡改常识,声称“水是有毒的”,都可能让人在思维的依赖性和惯性下懵懵懂懂地接受。在这种错误信息的极速产生和扩散中,人类真正的历史文化,思维宝库就被挤压到了角落,或者被有意地塞进各种无中生有,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。到了那时,唯有博物馆的文物,保留下来的纸质文书才是值得信赖的证据了。
所以,现代人应该有主动学习古文化的意识,哪怕那些古文字多么难读,也要多去了解,去感受,才能保障人类文明火种的传承不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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